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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商茶叶与“一带一路”贸易


多次强调要“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”,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行稳致远。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,曾居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明清徽商,在“一带一路”商贸活动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
足迹远达西欧。学者胡适曾言,“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,四出经商,足迹遍及全国”。当经营范围越来越广、势力越来越大之后,徽商开始涉足传统盐、典、茶、木之外的生意。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,还延至日本、朝鲜、东南亚,甚至远及西欧。当年苏州的“汪溢美”号,每年有两万匹绸缎运往英国皇宫,三十万匹绸缎出口,这与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对中国丝绸的偏爱有关。 1708年英国《每周评论》上说,连英国女王也爱穿“汪溢美”号的中国丝绸。丝织业在欧洲起步很晚,由中国传入的丝织技术,最先在意大利落根,在15世纪后的一百多年里,带动意大利的最后一次繁荣,接着又在欧洲遍地开花。现在我们从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,还可以看到清代织造的出口丝织品,其纹饰图案具有浓重的欧洲风格,展示了中国工匠对西方艺术情趣的捕捉能力和卓越的创造力。

突出经营特色。徽商的出口商品种业繁多,但首推茶叶。中国茶叶开始出口欧洲,约在明末清初,它首先在荷兰登陆,其后风靡瑞典、西班牙、普鲁士、法国、丹麦、葡萄牙等国。英国稍迟于荷兰进口中国茶叶,到了17世纪末期,英国各阶层已经饮茶成风。大量介绍茶叶知识的文章和广告见之于报端,为中国茶叶在英国的流行起到了推广作用。西方市场的巨大需求,使得茶叶贸易成为国际通商中的最大单项贸易,以至整个亚欧通商的18世纪,被人们称之为“茶叶世纪”。当时中国每年销往欧洲国家的茶叶,大约在24万担左右,其中英国进口的茶叶最多,约占总量的1/3。安徽作为茶叶主产地,徽商作为明清第一大商帮,在明清茶叶远销海外过进程中自然是举足轻重,作用突出。

打造海商集团。在徽商海外贸易发展初期,见诸史书记载的是在苏浙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歙县人士许辰江、许本善等人。嘉靖年间,许辰江就“航大海,驾沧江,优游自得,而膏沃充腴,铿锵金贝,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。 ”稍后,号称“许村四兄弟”的许松、许栋、许楠、许梓将海上贸易做得轰轰烈烈起来。他们先是到泰国、马六甲一带经商,并把葡萄牙的商人带到中国。他们又前往日本贸易,也把日本商人带到中国。在从事海外贸易的同时,他们加强与其他海商的联系,逐渐形成了以许栋为头目的海商集团。提起海商,不能不让人想起汪直。汪直为歙县人,又名汪五峰,号五峰船主。他智谋善断,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乡人一起经商,嘉靖十九年,他和乡人一同到广州,建造大船,将硫磺、丝棉等违禁之物贩卖到日本、暹罗(今泰国)等地。嘉靖二十一年,他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起贸易基地。与此同时,他又加入了许氏集团,担任“管库”。许氏集团被朝廷消灭后,汪直将残部收拾到自己的旗下,组织成新的海商集团。他以舟山烈港为基地,取得了东南沿海贸易的控制权,成为人数最多、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。

贯通“一带一路”。纵观徽商的经营路线和范围,其经营路线几乎覆盖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所有区域。据王世华、汪广怀等学者的研究,一是徽商的经商范围包括“两点”和“六大区域”,“两点”是指北京和广州,这两座城市是明清徽商重点占领的市场。在北至北京、南至广州这一广大区域中,徽商建立起自己绵密的商业网络。另外,不少徽商还不畏艰难险阻,深入到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地进行商业贸易。六大区域则是指新安江流域、京杭大运河两岸、长江中下游地区、鄱阳湖周边地区、大庾岭以南珠江三角洲地区、东南沿海地区。二是主要商业运输路线有5条:1.由新安江泛舟余杭,连接纵贯南北的大运河。大运河是当时重要的商运路线之一,而运河沿线的许多城镇恰恰是徽商聚集之地。2.横贯东西的长江。沿江一带的大小城镇大多是徽商称雄的地方。 3.由淮河溯流西上经颍河、沙河、贾鲁河而达开封。这是东南地区通向中原和西北各地的一条重要的商运路线。 4.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,南入广东。这是当时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,也是徽人入粤经商的必经之途。 5.我国近海的北洋航线和南洋航线,直达东北亚、东南亚,远及非洲、欧美。明清徽商通过自身的开拓与辛劳,把“一带一路”贸易路线通过长江、大运河等商业路线连接贯通起来,为我国各地区的经贸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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